1930年，為加強與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的聯系，黨中央成立中共中央交通局，開辟長江、北方和南方3條秘密交通線。其中，由中共中央機關駐地上海經香港、汕頭、大埔、永定、長汀到中央蘇區瑞金的南方交通線，是持續時間最長、發揮作用最大、最為隱秘的一條。它見證了傳遞大量中央和地方文件、情報資料，運送蘇區急需的物資和經費，安全掩護領導干部和優秀人才轉移到中央蘇區等任務的順利執行，被譽為“中央紅色交通線”。

肩負特殊神圣使命，有效確保蘇區聯絡暢通。在異常艱苦的斗爭環境下，能否保證信息暢通又保守軍事秘密，不僅事關戰爭勝利，而且攸關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這條橫越滬、港、汕三大城市，綿亙閩粵贛三省高山密林間的“中央紅色交通線”應運而生。該交通線上的交通員突破敵人重重關卡，穿越赤白交界地區層層封鎖線，闖過軍警盤查和暗探追蹤，避開反動民團襲擊，出色完成傳達中央文件、輸送黨內宣傳品，并打探各地動向的任務。

“中央紅色交通線”路線示意圖。

出于安全考慮，交通線實行一整套保密方式。首先，交通站點多選擇在店鋪、茶館、學校和一些娛樂場所，可以更好地迷惑敵人、完成掩護任務。其次，各線、站只同所在地黨委書記一人聯系。交通員一般只能單線聯系，并不了解全線的情況。執行任務時，交通員常用畫家、探親者或商人等身份作掩護。為避免隨身攜帶的情報和物資被搜查，交通員想盡了辦法。他們使用密寫藥水將文件情報寫在襯衫上，或印在字畫、手絹以及線裝書的反面。褲帶、紙傘桿、柴火、裝運書籍的竹簍，甚至手里的甜瓜瓤，都是其藏秘之處。每一次護送任務都危機四伏，需要交通員快速應變，與敵人斗智斗勇。

這條長達3000公里的“中央紅色交通線”，從1930年建立到1934年紅軍長征出發，其間從未發生重大泄密事件，保證了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與中央蘇區之間的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送，成為黨中央和中央蘇區的“千里眼”和“順風耳”。

打通物資運送“大動脈”，確保蘇區穩定運轉。在國民黨“不給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濟，片紙只鳥之通過”的嚴密經濟封鎖下，中央蘇區的物質條件異常艱苦。食鹽、藥品、布匹、電器和軍用器械等物資十分短缺。交通線上的各個交通站就成為紅軍物資的重要來源。汕頭交通站是紅軍在白區的重要采購點。站長陳彭年利用開電器材料行之便，爭取到社會各界的支持，暗地里將各類物資一箱箱地運往蘇區。物資運到大埔青溪站后，往往先被隱藏在偏僻之地。待交通站的同志做好記號后，再通知蘇區派出武裝力量搶運。有時，青溪交通站的同志還要負責聯絡各鄉村交通站，發動當地群眾，假裝挑糞下田或上山割草，將物資藏在糞桶或草料中，越過封鎖線，一站接一站地傳送至蘇區。

通過這條交通線，蘇區還為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提供了大量的工作經費。1932年4月，毛澤東率領東路軍，直抵福建漳州，取得漳州大捷，這一仗共繳獲2000余支槍、6門炮、13萬余發子彈、4900余枚炮彈、2架飛機，還籌集到大量的布匹、糧食、食鹽、膠鞋、藥品等物資，另外還有上百萬銀圓。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安排部署下，地下交通員曾昌明、肖桂昌化裝成外出務工的農民，將價值5000元的黃金藏在道具里，機智沉著地躲過土匪、警察的盤查，歷盡艱辛將黃金安全地交給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交通員們憑著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沖破重重關卡，安全運送大量重要物資，確保黨中央機關和中央蘇區的正常運轉，為中央蘇區粉碎國民黨軍的“圍剿”作出重大貢獻。

持續輸血補充骨干隊伍，加強蘇區領導力量。中央蘇區創建后，迫切需要各類人才。為滿足根據地鞏固和發展的迫切需求，中央十分重視并多次向蘇區輸送優秀干部，規模較大的就有3次，即1931年前后、1931年4月后和1933年初。第一次是由于我黨我軍在南方各省開辟多塊革命根據地，迫切需要人才隊伍力量補充。黨中央決定抽調一批干部到中央蘇區，其中包括中央和各地方的政治、軍事領導干部，以及曾在蘇聯留學的黨員和旅歐學生，包括葉劍英、張愛萍、左權、蕭勁光等。第二次是由于國民黨大肆搜捕清剿，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大批干部被及時轉移至中央蘇區。另外，共產國際也指示要派60％原本在白區工作的干部到蘇區去，因此很多優秀干部陸續轉移至蘇區。其中包括周恩來、鄧穎超、劉少奇、鄧小平等。第三次是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白色恐怖，黨中央處于危險境地。中央蘇區剛取得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外部環境相對穩定安全，正準備進行第四次反“圍剿”。因此，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將黨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首府瑞金。這次經“中央紅色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的有張聞天、陳云、林伯渠、謝覺哉等人。此外，兵工廠、制彈廠、造布廠、印刷廠的多批技術工人及大批電訊技術人員和文藝工作者，都通過這條“中央紅色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并在對敵斗爭、生產建設、宣傳發動等各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