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踏訪革命紀念地和紅色場館，感悟黨員領導干部的精神脊梁——

肝膽兩昆侖 風雨一肩挑

■解放軍報記者  嚴  珊  劉寶瑞

湖南省軍區組織官兵到紅色場館參觀見學。陳安國 攝

藏北阿里，寒風凜冽，英氣浩蕩。

在海拔5100米的黨旗山下，記者仰望這象征信仰的精神高地，兩個問號在心頭盤桓不去——

是什么，支撐著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堅守初心，在無數艱難困苦中立身為旗，走在隊伍前列？又是什么，讓其中一些人，在權力誘惑下迷失方向，把“公器”當做謀取私利的手段，導致身敗名裂？

在政治整訓向縱深推進的今天，記者踏訪紅色舊址、追尋先輩足跡，試圖用眼睛發現、用腳步丈量，探索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

從青藏高原的“樸素道理”，到三湘大地的“源頭追思”——

把“公”字高懸頭頂

夜色漸深，帶隊駐訓喀喇昆侖高原的某團董政委正在伏案籌劃明年的工作計劃。

他的臉頰暈染著“高原紅”，雙手粗糙皸裂，眼神卻清澈堅定。身后墻上，一個筆力遒勁的“公”字引人注目。

“這個‘公’字，是我到任第一天就為自己寫下的。”長期在高原工作，董政委說話帶著輕微的氣喘，“你看這高原，環境惡劣，條件艱苦。如果主官心里藏了私，腰桿子就不硬，那部隊的風氣就壞了、人心就散了，誰還會鐵心守邊防？我常和班子其他成員說，領導干部應時刻把‘公’字高懸頭頂。”

“我的一位老首長對我影響很大。”董政委打開了話匣子。幾年前，這位老首長在內地讀大學的侄女來看他。路途險遠，沒有公交車，中間要翻越好幾個達坂。老首長硬是沒派公車，而是讓侄女搭上給部隊送給養的卡車，和蔬菜、罐頭擠在一起，顛簸了整整一天。

“這事聽起來不近人情，但在我們這兒卻是不成文的規矩。”董政委說，“為什么？因為它傳遞了一個最樸素的道理：權力姓公，一絲一毫都不能私用。這種‘不近人情’，體現的是公私分明，守護的正是官兵心中那桿秤。”

從青藏高原來到三湘大地，恰如江河對源頭的仰望。

記者穿越綿綿細雨，來到湖南寧鄉市花明樓鎮“劉少奇同志紀念館”。這里，陳列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各種早期版本。

“劉少奇同志講，共產黨員的修養，最重要的是‘理論學習和思想意識修養是統一的’。”副館長熊學愛深有感觸地說，“現在有些干部出問題，根子就是‘思想意識修養’沒跟上，把權力當成了特權。”

跟隨著講解員韓琦的解說，記者看到了一套珍貴的文物——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1981年給社科院轉中組部的信，和中組部開具給王光美代劉少奇繳納的黨費收據。

為什么在劉少奇逝世后，王光美還要幫他交黨費呢？原來，劉少奇生前曾囑咐王光美，將他所寫著作的稿費全部作為黨費上交黨組織。

1945年，延安一帶大旱。一天，報社送來一筆稿費，劉少奇堅決不收，并耐心解釋道：“現在敵占區的老百姓都沒有飯吃，解放區群眾生活也有困難，咱們替人民辦點事兒不能額外再要報酬，要盡量減輕人民的負擔。”

劉少奇一生以人民勤務員自勉。他說：“一個好黨員、一個好領導者的重要標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勞動狀況，關心人民的痛癢，懂得人民的心。”

午餐時，與記者同行的某部干事李亮亮，講起了半年前的一次經歷。當時，該部政治工作局一名領導到寧鄉調研。午餐時間，他們和官兵一起排隊打飯，圍坐在同一張桌子上邊吃邊聊。

“端一樣的飯碗，吃一樣的飯菜，看起來是小事，但在戰士心里，就是官兵一致的具體體現。”事后，這名領導對隨行人員說，“黨性修養，不是看你報告寫得怎么樣，而是看你對待一頓飯、一次用車等這些小事的態度。”

從南方局“去留抉擇”，到毛澤東“送子參戰”——

把“責”字銘刻心頭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舊址，時任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辦公室門口的展板上寫著幾句題詞——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這是抗戰時期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后，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憤然寫下的題詞。

黑云壓城城欲摧。黨中央擔心南方局同志們的安全，連日急電紅巖：干部立即撤退，恩來、劍英、穎超、必武等重要干部最短期離渝。

周恩來召開緊急會議，經過深入分析，大家認為此時難以離開。如若離開，意味著國共關系徹底破裂，于抗日大局不利。周恩來堅定表示：“我要堅持到最后！”經向中央反復陳說，中央同意部分撤、部分留。

“時局的發展有兩種可能，但我們一定要作最壞的準備，要準備被捕、坐牢、砍頭……”周恩來對留下的同志們說，“不管怎樣，我和同志們在一起，要犧牲我們一塊犧牲！”

這番話，現在聽來依然振聾發聵。在周恩來的感召下，面對白色恐怖和各種誘惑，南方局機關所屬人員中沒有出現一個叛徒和逃兵。

湖南湘潭，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內，人流如織。在一個并不起眼的展柜里，幾件物品讓記者駐足良久——兩件襯衫，一雙襪子，一頂軍帽和一條毛巾。

記者的眼眶瞬間濕潤了：這是毛岸英烈士的遺物！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動請求入朝參戰。有人勸阻，毛澤東卻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還去！”僅僅一個多月后，毛岸英犧牲于美軍轟炸中，年僅28歲。

紀念館里異常安靜。專程來紀念館參觀的志愿軍老兵南啟祥，默默擦拭著眼角。他喃喃自語：“送兒上戰場，血灑山河間……這是怎樣的奉獻啊！”

“當毛主席得知岸英犧牲的消息，他沉默了良久，然后說，‘戰爭嘛，總要有傷亡，沒得關系，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呢’。他強忍悲痛，將兒子的遺物悄悄收藏起來，一直珍藏到生命的終點。”前來參觀的韶山市人武部付政委告訴記者，“毛主席在1959年回韶山時，寫下一首詩，‘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為了革命的勝利，可以奉獻出個人的幸福、家庭的團圓，甚至最寶貴的生命。這種犧牲，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代偉人刻骨銘心的付出。

歷史的回響，總能照進現實。記者不禁想起在阿里高原聽到的一個故事。

一位在高原服役20多年的團長，組織上考慮將他調整到內地部隊。征求意見時，他卻要求留下：“我的身體沒問題，讓我再帶一輪新人，把經驗傳下去。”

記者在阿里采訪時，他正帶著部隊拉練。在海拔5000多米的訓練場上，他和年輕官兵一樣，負重奔襲。他對記者說：“當官就意味著奉獻，革命就意味著犧牲。看到邊防穩固，看著官兵一天天成長，我心里踏實。”

從劉伯承“請纓辦校”，到新時代“向戰賽馬”——

把“能”字扛在肩膀

“一名黨員領導干部，只是清廉自守遠遠不夠。如若庸庸碌碌，打不開局面、帶不好隊伍、完成不了任務，那同樣是對黨和人民事業的不負責任。”

研學課堂上，研究員王進的話讓記者想起了劉伯承元帥。

劉伯承的軍事指揮藝術爐火純青。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后，當國家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他卻主動要求“遠離”前線。

1950年，面對我軍干部文化水平低、現代化軍事知識匱乏的現狀，劉伯承主動請求辭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轉身去創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他對毛澤東說：“讓我去辦學校吧！我愿當個教書先生。”

這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轉變：從統兵領兵的野戰軍司令員，轉身成為培養人才的“園丁”。在新的崗位上，劉伯承為新中國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高級軍官，發展了我軍兵種齊全的指揮院校體系。

時空流轉。記者欣喜地看到，新時代大江南北的座座軍營里，涌現出很多把“能”字扛在肩膀上的帶兵人。

在東部戰區某旅，記者見到了剛從演訓場下來、迷彩服上還沾著泥土的張政委。他辦公室墻上最醒目的，是一張“營主官戰斗力貢獻度評估圖”。

“有人說，當官要有‘官威’，這種思想要不得。”張政委快人快語，“在我們旅，最大的‘官威’就是能打勝仗。腦子里整天琢磨‘上位’，哪有精力研究‘戰位’？”

今年初，一個關鍵崗位空缺。張政委在黨委會上鮮明表態：“這個位置，是負責戰勝敵人的‘鐵拳頭’，是騾子是馬，拉到實戰化考核場上去遛遛！”

“向戰賽馬”，導向鮮明。最終，一位在聯合演習中表現出過硬指揮能力的營長勝出，在全旅立起了“謀戰者上、勝戰者進”的風向標。

將鏡頭拉回到記者此次尋訪的起點——那片練兵備戰的雪域高原。

在阿里高原某團駐訓地，記者觀摩了一場紅藍對抗演練。藍方分隊在年輕的王營長指揮下，利用復雜地形和信息化手段，出奇制勝。

演練結束復盤，面對王營長對敵我態勢、裝備性能、戰術運用鞭辟入里的分析，在場的老同志頻頻點頭。

休息時，記者和王營長聊了起來。他的目光清澈堅定，眼神里有著超越年齡的沉穩與銳利。

“在野戰部隊，尤其在高原，官兵最認什么？”記者問他。

“認能力，認本事！”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職務再高、資歷再老，如果訓練跟不上、指揮不到位，官兵心里就不會服氣，我們要靠真才實學、靠能打勝仗立身。讓人信服的，永遠不是手中的權力，而是帶領大家打勝仗的能力。”

（采訪得到卜韜、陳靜、李鐵、榮俊運、張永清大力支持）

記者手記

不憑“慣性”憑“黨性”

行程萬里，初心如磐。這一路，是尋根之旅，更是礪志之行。

心學常修，黨性常煉。新征程上，黨員領導干部仍在一刻不停地書寫共產黨員的“心學”答卷：以“公”為魂，以“責”為骨，以“能”為基。新時代強軍征程上，各級領導干部唯有不憑“慣性”憑“黨性”，砥礪前行、永不懈怠，才能確保心中的天平永不傾斜、手中的權力永不蒙塵、肩上的責任永不滑落，才能無愧于統帥的期望、無愧于先輩的犧牲、無愧于人民軍隊的勝戰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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